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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一线城市新房价格止跌 政策助力楼市或企稳******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1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数据显示，房价环比下降城市增加，其中，二手房价环比下降城市达到63个。从新房价格来看，一线城市在连跌3个月后出现止跌现象。

　　业内人士认为，一线城市率先出现止跌企稳态势，显示去年四季度以来在供需两端积极的政策产生一定效果。预计2023年需求端政策力度有望加码，热点城市交易量或在二季度开始企稳并慢慢回升，并在下半年带动都市圈周围城市转好。

　　一线城市新房价格止跌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下降城市有所增加，其中，新房价格环比下降城市有55个，比上月增加4个；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城市有63个，比上月增加1个。

　　分城市来看，一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环比一平一降，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其中，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0.2%转为持平；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0.5%，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0.4%，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与上月相同；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0.4%，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根据简单算术平均计算，2022年12月全国70个城市新房价格指数环比跌幅为0.2%，同比跌幅为2.3%。当前房价指数跌幅总体上没有扩大，说明去年四季度持续性的“三支箭”政策，减少了房企恐慌性降价的心理。最明显的变化是，一线城市连跌3个月后，当前已经有止跌现象。预计新房价格指数的积极变化后续也会逐渐传导到二手房市场中。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也认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基本止跌，显示去年四季度以来供需两端积极的政策产生一定效果。比如，供给端加快“三支箭”等资金投放、推进保交楼，改善房企资产负债表，推动收并购；需求端积极降低按揭利率，鼓励住房购置和改善等，政策叠加部分缓解了风险预期，购房需求释放也有所稳定。反映在房价上，一线城市率先出现止跌企稳态势。

　　不过，李宇嘉同时指出，2022年12月房价下跌城市增加，市场仍较为疲弱。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则认为，二手房价格表现更值得关注，2022年12月二手房价环比下降城市有63个，说明当前市场全面低迷。

　　政策助力

　　年内楼市或企稳

　　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楼市支持政策密集出台。

　　1月5日，央行、银保监会宣布对首套房贷利率政策实行动态调整，即新房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3个月均下降的城市，可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房贷利率下限。住建部部长倪虹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也表示，对购买第一套住房的，要大力支持，首付比例、首套利率该降的，都要降下来；对于购买第二套住房的要合理支持，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生育多子女家庭都要给予政策支持。他还表示今年要因城施策、精准施策，提振市场信心。

　　与此同时，各地稳楼市步伐加快，新疆乌鲁木齐、安徽六安、河南荥阳等多地发布了刺激住房消费需求的政策举措，包括下调首套房贷利率下限、暂停限购政策、放宽首套房认定标准、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换购住房个税减免、支持团购住房、发购房补贴、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河南更是明确表示，要取消和调整妨碍消费需求释放的限制性政策。

　　李宇嘉认为，稳房价是稳预期、稳需求、纾困供给端的关键。近期央行下调首套房贷利率下限，目的也是为了稳房价，为稳楼市交易、开发创造条件。预计热点城市交易量或在二季度开始企稳并慢慢回升，并在下半年带动都市圈周围城市好转。

　　对于今年的政策预期，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执行院长丁祖昱认为，2023年将继续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地方需求端政策力度有望加码，包括市场下行压力较大的远郊区域局部放松限购，定向优化二孩、三孩家庭以及各类人才购房资格等。重点市场倘若出现走弱迹象，不排除政策加码的可能性，以便给市场“保温”。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