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牟岱:“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中新社沈阳12月21日电 题:“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专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
作者 孟令卓
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出土的石堆“查海龙”等文物轰动国内外考古学界,奠定了北方辽河流域溯源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石。中华民族龙图腾的精神标识与“查海文化”有何历史渊源?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查海遗址”为何亟待启动?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怎样理解“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可能?
牟岱:1986年开始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聚落遗址,遗址面积3万多平方米,其中主遗址现存面积12500余平方米。除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还包括“他尺西沟遗址”“程家梁遗址”和“贾家沟遗址”等多处文化遗址,构成了独立的类型文化。考古发现表明,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世界第一玉”、石雕神人面像等遗物,展示了特征鲜明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明水准。
贾家沟遗址地表陶片。受访者供图近几年来,国内很多地方发现了距今万年至八千年左右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但大都晚于“查海遗址”而发现,且历史影响和文化影响远不及“查海遗址”,无法替代“查海遗址”目前在全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独一无二的万年文化史地位。到目前为止,“查海遗址”是辽宁省和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悠久、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并且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标志(龙符号和玉文化)。考古证明,距今约10000-7000年历史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了可能。
程家梁遗址处散落碎陶片。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我们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您如何看待“查海遗址”出土的巨龙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牟岱:龙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它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古代文明的孕育发展紧密相关。目前,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等地都发现了中华民族史前龙崇拜的遗迹或遗物,已经发掘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标志性象征的各种大型巨龙。这些巨龙主要用于华夏古代先民宗教崇拜和祭祀等,其中包括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的“查海遗址”(大体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10000-7000年,但不同于兴隆洼文化)发掘出用石块堆成的“查海龙”,查海石堆龙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头部宽5米;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龙虎贝壳摆塑龙(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500-6000年),贝壳龙长1.78米,高0.67米;湖北省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的“焦墩遗址”(距今6000-5000年)发掘的鹅卵石摆塑“焦墩龙”,鹅卵石摆塑龙全长7米,躯干长4.46米,高2.26米。
其中,辽宁阜新的查海石堆塑龙是中国辽河流域文明中出现的巨龙,可称为辽河第一龙;河南省濮阳的贝壳摆塑龙是黄河流域发掘的巨龙,堪称黄河第一龙;湖北省黄梅县的焦墩鹅卵石摆塑龙是长江流域发掘的巨龙,被誉为长江第一龙。在这些已知的巨龙形象中,尤以辽河流域的“查海遗址”发现的“查海龙”形象年代最早、体型最大,距今约10000到7000年。
所以,“查海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巨龙形象,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地区也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能够佐证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龙文化的最早发源地。因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目前中国最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历史文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除发现“查海龙”外,还发现两块陶器上浮雕带有鳞片的龙,这比先前发现红山文化(6000年左右)的玉猪龙还早近2000-3000年,是更原始龙的雏形,堪称“华夏第一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龙”证明龙崇拜起源于母系时代,到了父系时代,龙的功能经历了从农业氏族社会的保护神到部落联盟的保护神的转化过程。为此,他为辽宁“查海遗址”文化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也表明中华民族以龙为独特民族信仰的历史至少具有约10000到7000年。
阜新查海遗址。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在辽河流域溯源中华文明中,我们常听到红山文化,“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怎样充分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与“红山文化”的渊源体现在哪里?
牟岱:以往,通常的说法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浙江杭州“良渚遗址”印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时期)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提前了1000年;而“查海遗址”的发现,则把中华文明的探源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又提前了2000-3000年。在内容上“查海遗址”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点,尤其是从“查海遗址”中发现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民族特点的龙(石堆龙和龙纹陶片)、玉器、村落、最早的基础文字(陶器上“之”字纹)、以龙为首的原始宗教等。这些为研究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和文化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是属于中华文明万年至七千年历史的根脉研究。早在1985年,苏秉琦先生就认为,“查海遗址”出土遗物证明“查海遗址”文化应当是红山文化主源之一和前身。
中新社记者:“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亟待发掘和深入研究的意义何在?
牟岱: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为文化强国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距今约有10000-7000年历史、亟需不断深化研究的中华文明源头文化之一。发掘研究开发“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探究生生不息的文明“根脉”;有利于从中国北方地区填补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根源研究工作的空白;有助于实证中华万年文化史;更有助于夯实研究文化自信建设工作的基础。启动“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发掘研究工作,并将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部分,这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对守护精神家园、讲好中国故事等都有深远影响。
中新社记者:您对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有哪些建议?
牟岱:其一,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发掘工作,可以结合辽宁地区的中华文明资源实际,设立“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考古专项。
其二,建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基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增强全球华夏子孙的民族自豪感。以“查海遗址”这样具有“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的类似遗址文化为基础,建立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精神家园基地和博物馆,打造全球华人寄托民族信仰、民族情怀的考古文化名胜,供全世界华人归乡省祖,形成全球化的民族精神信仰共识和民族凝聚力。
其三,加强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宣传,增强文化自信的文明历史要素。
建议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中的“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村”“世界第一玉”等能够充分说明中华文明万年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进行大力宣传,讲清楚类似“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其四,加大对现存“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的保护和投入。
从保护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高度,重视现已发现和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各个遗址的保护,打破文物保护级别的限制;从展示和宣传民族悠久历史文明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投入更多维护成本和资源,保存好现有遗址。此外,制定包括前红山和红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发掘和保护计划,将其置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总体指导下,进行科学发掘和研究。(完)
受访者简介:
牟岱,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入选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四个一批”人才,全国首批文化名家。
博士毕业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出版学术专著4部,合作出版学术专著11部。主要研究领域:哲学和文化、东北亚国际政治、智库研究等。研究成果被国家批示采用50余项,被省部级批示70余项。
2023,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勇向前****** 【思想茶座】 编者按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近日,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2022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2023年经济工作作出重要部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定向领航。 新的一年,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形势?怎样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光明智库特邀专家学者就此展开交流。 本期嘉宾: 曹立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黄卫挺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董志勇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 董煜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主持人:本报记者 张胜 王斯敏 2022年12月30日,在连云港港码头,大批国产轿车等待装船出口海外。新华社发 1.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光明智库: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信心和底气是什么?如何看待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我国今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的战略判断? 董志勇: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这是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和优势。当前,在我国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发展环境有望回稳的背景下,经济发展也面对着更高要求。从需求侧来看,要求稳步恢复并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重点推进共同富裕,牢牢把握住经济基本面的内需基本盘。从供给侧来看,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新旧动能转化提升供给能力,牢牢把握住经济基本面的增长新引擎。 权衡:回顾新时代十年,面对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转向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为做好今年乃至今后几年的经济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供了信心和底气:一是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超大规模的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日益显现;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要素新动能不断聚集,为经济持续向好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活力;三是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发展理念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四是始终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内外部条件,制度优越性和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显现。 黄卫挺:从经济运行的影响因素、发展趋势和体制优势来看,首先,2022年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超预期因素,并非结构性因素,这是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的起点。这些超预期因素仅是短期扰动,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其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处于中高水平,超预期因素消退之后有望回归趋势增长。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除要素供给增长之外,我国潜在增长率的重要来源是制度性变革和技术性变革。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并在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部署,这些举措将给我国潜在增长率提供更强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优势正在引导形成经济增长的一致预期,将有力推动中央部门、各级政府形成工作合力,引领各方面力量同向而行、共同发力。 董煜:开局之年,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更高要求。一是把握发展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局势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二是把握工作方法的变化,更加强调系统观念,更加强调政策的协调配合。三是把握重点任务的要求,如要找到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点等。 对今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的战略判断,我们一方面要充满信心和底气,另一方面需准备好付出艰苦努力,凝心聚力促发展,把中国经济的潜力和优势发挥出来。 2.越是形势复杂越要坚持稳字当头 光明智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何如此强调“稳”字? 黄卫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越是在形势复杂之时、关键节点之处,越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落到具体工作中,要特别突出稳增长、稳就业和稳物价。其中,稳增长就是稳大局,2022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稳增长刻不容缓。受经济下行影响,一些金融风险凸显,不仅需要针对特定风险采取防范化解措施,也需要通过稳增长做大经济分母,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稳就业要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千方百计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稳物价方面,要加强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董志勇:一方面,“稳字当头”有助于协调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的关系,对于夯实经济恢复基础、应对外部环境动荡至关重要,有利于保持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另一方面,“稳中求进”有助于平衡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是稳住经济的关键,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对于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十分关键。 董煜: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是在今年经济工作中瞄准了宏观调控最主要的着力点。从稳增长看,最近中央反复强调“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就是不能让增速滑出合理区间。从稳就业看,2023年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会成为宏观调控的一大难点。从稳物价看,尽管2022年物价总体保持平稳,但新的一年可能还会面临各种复杂情况,绝不能掉以轻心。“三稳”之间密切联动、互相影响,必须统筹推进。 曹立: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尤为重要。一方面,当前市场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稳增长紧迫性明显提升。将“稳增长”摆在首位,也可通过稳增长实现稳就业。另一方面,随着防疫政策持续优化,经济整体回升,消费需求有望快速释放,但可能会推升国内通胀压力。因此,要做好稳就业保民生,稳定物价水平,加强重点商品保供稳价,确保基本生活需求,兜牢民生底线。 3.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 光明智库: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将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对于会议提出的“六个统筹”,应如何看待? 董煜: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社会等政策上发力。其中,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要格外重视与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部署相衔接。 做到“六个统筹”,关键是找到各项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破解制约工作的难点堵点卡点。比如,“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是一个重要机制,目前已有一定基础,还需进一步完善:宏观政策本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等相互之间要加强一致性评估;非经济领域的一些政策,也需加强与经济政策的衔接协调,确保各方面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齐心协力抓发展。 权衡:以“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例,我们坚持以质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这是因为经济运行总是在总量变化与结构调整中向前发展,量的合理增长是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和条件,质的有效提升是量的合理增长的动力和目标。统筹好二者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 曹立:以“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为例,今年经济工作要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一方面,随着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交通物流、居民出行逐步增加,将带动住宿、餐饮、旅游等服务业恢复,有利于吸纳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发展会使就业市场发生积极变化,催生一批新模式、新业态,创造新的岗位需求。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迫切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协同发力。更好统筹二者,着力点在于:加强自主可控,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等“卡脖子”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注重优质有效,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通过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和创造新的需求。 董志勇:近年来,科技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发凸显,将成为实现“六个统筹”的重要抓手。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可重点从科技创新端发力。政府可出台相应政策,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加大对高水平人才培育的支持力度,鼓励市场形成新的人才培育模式。 黄卫挺:以统筹当前和长远为例,应重点权衡好短期运行调控目标和中长期发展改革目标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稳增长政策力度,既要推动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也要避免引发经济过热;处理好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做好稳增长与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之间的权衡,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发挥好房地产业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处理好短期应对之策和经济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切实将解决中长期问题、实现中长期目标分解到当前经济工作中,有计划分步骤加以推进。 4.提振社会各方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光明智库:会议强调,要“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对此,您如何看待? 权衡:近年来,由于受到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和冲击,市场主体预期减弱已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何引导合理预期、强化市场信心,特别是强化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信心,对做好今年经济工作至关重要。 针对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的议论和观点,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予以澄清和引导,对于一些中长期战略部署,要在第一时间进行细化说明和有效解释,更加明确、更加积极地引导各种经济主体形成良好社会预期;要坚持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持续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形成完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励各类市场主体按照市场机制和公平竞争原则参与经济活动。 曹立: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当务之急,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一方面,要着力促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另一方面,要着力稳投资。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聚焦重点领域和国家重大战略。提振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要扎实做好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塑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黄卫挺:会议强调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下一步,要加快形成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顶层设计,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和激励机制,从制度和法律上真正落实“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活力。 董煜:信心来自预期,预期取决于环境。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如何做好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工作具有标志性意义。从监管层面来说,对于平台经济要加强和优化常态化监管,明确只要依法合规经营,就可以继续大力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平衡监管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行更加灵活的监管方式,鼓励企业在业态和模式方面不断创新。会议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从引领发展来说,平台企业不仅能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还可引领与它相连接的传统中小微企业创新升级;从创造就业来说,如何通过发挥平台企业的作用,更好地吸纳就业,是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从国际竞争来说,要利用好我国在数字经济创新上积累的优势,以平台企业为载体,在一些前沿领域进一步构筑新的发展优势。 5.科学预判形势,共迎光明前景 光明智库: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还应注意哪些问题? 曹立:提振信心、稳定预期,关键是提振企业和企业家信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重要的是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重视防风险,建立鼓励资本长期深耕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机制,防止“脱实向虚”。 董煜:在落实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要部署过程中,如果推进工作只从本领域出发、单兵突进,不顾对其他领域可能带来的影响,就会破坏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此,除了强调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外,必须把实践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同时,要把政策宣传解读放在重要位置上,第一时间向社会传递重点领域和热点政策的准确信息。 权衡:要特别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密切跟踪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大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紧张、全球粮食价格波动等重大因素对国内经济运行的波及和影响,防止外部环境和变量对国内经济稳增长带来冲击。另一方面,也要格外关注和有效防范各类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确保不出现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做好形势预判和有效应对。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07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