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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订餐、自己下厨、大厨上门……年夜饭你会怎么选？******

　　酒店订餐、自己下厨、大厨上门……年夜饭你会怎么选？

　　预制菜成年夜饭新宠

　　湖南华天大酒店推出预制菜外带年夜饭等服务以满足消费者过年期间的多元需求。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阳 摄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范宏欢

　　除夕将至，又到了一家人举杯共饮、恭迎新年的温暖时刻。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家宴之一，目前，不少长沙人已将年夜饭在哪吃提上日程。

　　记者了解到，长沙各大星级酒店纷纷推出丰盛的年夜饭大餐，部分酒店已经一桌难求。为满足消费者更多元的需求，部分品牌饭店推出年夜饭外送、大厨到家、新年礼盒等服务。一些商家也通过预制菜外带年夜饭、私人定制等新消费模式吸引消费者。

　　2000元至7000元的年夜饭套餐最受欢迎

　　“我们一大家子十来个人，大家觉得还是出来吃方便一些。”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他提前了解了长沙多家饭店、酒店的年夜饭套餐信息，最终选择了一个定价5388元的套餐，“有将近20道菜，赠送小吃和饮品，还有几张可以日常使用的现金券，感觉比较划算。”

　　目前长沙市场上的年夜饭套餐价位从千元到万元不等，其中2000元至7000元的套餐最受欢迎。套餐接待人数除了8至15人的中、大家庭，也有餐饮店推出3至6人的小家庭年夜饭套餐，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例如湖南华天大酒店推出的3599元一桌10位的年夜饭套餐，其中就涵盖了山珍乳鸽汤、蒜蓉粉丝蒸鲍鱼仔、干锅小花螺等16道菜品。

　　菜色上，餐饮商家也尽量在传统年菜中进行调整，推出自家主打菜，力争在年夜饭市场中进一步打造自家品牌形象。例如，老许家大蒜炒腊肉作为传统湘菜品牌，年夜饭套餐更注重湘味，菜品均为传统湘菜。万达文华酒店则在菜单上加入粤菜等菜系，更注重菜系融合。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推出年夜饭套餐，在原有菜品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春节硬菜，有1388元的8人餐和2188元的10至12人餐，菜品包括八宝果饭、三鲜杂烩、海参大盆菜等。”老许家品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所有门店的包厢基本订满，公司正根据春节期间的客流量预测来对员工排班进行调整。

　　预制菜成年夜饭爆款

　　除了餐馆里的年夜饭，预制菜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春节餐桌。

　　“我和老公没有掌勺底气，父母年龄又大了，不希望他们辛苦，所以今年计划订一些预制菜，除夕晚上加热一下装盘就可以吃了。”90后白领胡悦说。记者发现，随着90后、0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方便又快捷的预制菜成为新宠。

　　在长沙各大商超的熟食区域，新年预制菜已经被摆在显眼位置。在华润万家蔡锷路店熟食区域，摆放着扣肉、腊鸭肉、剁椒蒸鱼等适合湖南人口味的预制湘菜，此外，还有羊杂煲、牛肉煲等系列预制火锅，不少消费者前来询价、购买。

　　一些老牌餐饮品牌也纷纷把招牌菜做成预制菜，联合电商平台开辟“年夜饭预制菜”购买专区。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今年年夜饭，她已经在网上买了一套5至6人年夜饭家宴套餐，包含6道冷菜，8道热菜，以及2份点心，大年三十晚上只要简单加工就可以开吃，省时又省事。

　　除此之外，长沙多家星级酒店均推出预制年菜礼盒，保质期30天到60天不等，受到消费者的喜爱。长沙圣爵菲斯酒店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今年比较火的预制菜品有全家福火锅、黄焖牛腩钵、怀化麻阳鹅、梅菜扣肉、香芋煨风吹鸡等，目前已预定近200份，均在过年当天送餐到家。

　　星厨上门享受私人定制

　　扫码看花式年夜饭视频 拍摄 剪辑/董阳

　　“无意中看到酒店有大厨上门服务，就预约试一下。”家住岳麓区的徐女士这几天正在为年夜饭的事情操心。出去吃，人有点少，普通外卖又感觉不太正式，高品质酒店推出的大厨上门，倒是可以考虑。

　　近段时间，“上门代厨”成了热门话题，不知不觉火了起来。长沙多家酒店也抓住这一商机，在春节期间推出了星厨上门服务。湖南华天大酒店星厨到家主厨朱宇介绍，春节期间酒店推出了“星厨到家”品鉴套餐和尊享套餐，其中品鉴套餐售价2000元，包含十二道菜品，客人需自备原材料，厨师上门根据宾客要求提供烹制服务，尊享套餐则按300元每人起订，可选用固定菜单也可自点菜品。“用餐完毕后，我们还会为客人提供增值服务，负责餐具清洗、餐厅厨房区域的保洁卫生。”朱宇说。

　　此外，湖南顺天黄金海岸大酒店也推出了星级大厨到家服务，涵盖2999元/席的玉兔迎新套餐和4399元/席的瑞兔呈祥套餐。一些长沙地道湘菜馆也在春节前夕推出了大厨上门定制服务。无论是星级酒店还是连锁餐厅，都在主动寻求创新，以迎合不同消费者多元需求、注重烹饪品质的特点。

　　“今年以来生意经历过起伏，如今正步步向好。”长沙一家餐企老板表示，市场的火热让他重燃对餐饮业的信心，随着新年到来，相信生意会越来越好。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